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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下坚实脚印 向着温暖的春天迈进
源自 2013年02月27日

发布日期:2012-12-31  来源:健康报

 

这是一个格外寒冷的冬天,但是我们内心温暖。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正处在一个深度变革的时期,迷茫、痛苦、欢欣鼓舞,既然是变革就注定不会平静。2012年的最后一天,盘点一年来《健康报》踩下的每一个脚印,回顾编辑部曾经关注的焦点,我们心里有遗憾和困惑,但更有喜悦和欣慰。

  这一年,在激荡的改革岁月里,我们和医药卫生人员同呼吸、共命运,为医改鼓与呼,发现医改面临的问题,表达他们的心声。

  记者不断深入基层医疗卫生改革的最前沿,发现有的乡镇卫生院在医改中变冷清了,一些地方村医从事公卫工作被欠薪,有的社区机构因为运行机制问题发展受挫;中药材市场乱象丛生,国粹中药已难保证安全更何谈地道……通过报道,《健康报》传递事实、推动舆论、助力医改,我们要由衷感谢基层对我们的信任。

  “破除以药补医”是医改实施以来最响亮的口号,能不能实现突破?突破的路径该怎么选择?各地的实践提示了哪些应该引起普遍重视的问题?记者、编辑用报道、版面反映了各种思考和探索。

  在医改进入深水区时,尤其需要职业精神的强力支撑。如何让医学的目光温暖起来?业界的讨论不断出现华彩乐章。同时,榜样的力量鼓舞着前行的脚步。感染病学界的“福尔摩斯” 翁心华、抗艾直到生命最后一刻的唐志荣、从不失约于患者的梁熙虹,还有闻名全国的索道医生邓前堆……他们之中有中坚大师也有草根医生,他们都是同样的医者,共怀一颗仁爱的心;他们的事迹就如温煦的阳光,让医患关系多了些温情。

  服务,也是我们从来不曾懈怠的职责。当小康社会的蓝图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国人眼前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健康是一切事业的基石。我们联合业界的精英专家,为大家提供权威的健康知识,为患者寻医问药搭起桥梁。

  我们所面对的行业,关乎每一个人的生命和健康;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不容掺有半点虚假和含糊;我们所交出的作业,要经得起时间的审阅和推敲。时下的这场变革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我们将继续把脚步迈向基层,关注身涉其中的你我、表达最真实的感受。

  新一年的征程即将开始。担起肩上的道义,著好手中的文章,我们不敢有丝毫懈怠。我们仍将与您同行,迈向温暖的春天。——本报编辑部

 

 

  “解剖麻雀”找出医改难题

  □本报记者  曹  政□

  卫生院变冷清了,农民不愿在基层看病了。在采写“医改进行时·安徽县域医改观察系列”这组稿件之前,记者并没有料到会在安徽省看到这样的现象,但类似的说法已有耳闻。在2012年年初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多位卫生厅局长都提及改革后基层发生的这种变化。可见这样的变化并非只在一县一省出现。这也是本报决心在一个并不起眼的县城“解剖麻雀”的原因——并非特意针对某一地域,而是期望聚焦于改革的具体片段,从中发现潜在的问题和未来的趋势。

  记者采访发现,在改革中,地方政府和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力求转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定位,改善基层运行机制的决心和魄力很大,针对基层的综合改革也取得了明显成效,公共卫生工作得到极大的加强,基层医疗份额在降低,农村过度医疗、不合理用药的状况在改善。但一些地方的改革仍有未能解决的难题,比如有能力的医生依然不愿沉入基层,甚至出现卫生院的医生向县城回流的现象;基层医务人员队伍积极性依然没有调动起来,反而有回归大锅饭的危险;基层服务能力退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在有的地方甚至有加速的迹象。

  和卫生院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更基层的村卫生室。由于基层医改促使乡村医生的服务职能向公共卫生转化,同时受到用药的严格限制和实行药品零差率影响,不少乡村医生既无充足时间,也没有足够热情提供基本医疗服务,愿意去村卫生室看病的农民越来越少。

  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发展,基层村卫生室和卫生院服务能力退化的趋势加剧,农民在看病就医得到新农合的保障之后,自然会“用脚投票”——看病求医向县城集中。县医院即使加速扩张,也难以承受就医潮的压力,不免让人担心,看病难会不会在县城蔓延?农民就医潮流的这种变化,会不会给卫生投资方向发出错误的诱导信号,导致医疗卫生资源的浪费? 

  今年10月,卫生部召开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座谈会,重点分析了目前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与会专家分析认为,由于补偿方式不合理、绩效工资总量不高、奖励性绩效工资比例小、乡村医生补助落实不及时、身份和养老问题未妥善解决等原因,导致乡镇卫生院活力不足,骨干待遇下降,医疗功能弱化,乡村医生收入降低、后继无人问题凸显。《健康报》此前的观察与此不谋而合。

  面对这些问题,相关部门已经有所动作。诸如安徽等地,随着“3年回头看”等总结和调整基层综合改革工作的开展,都针对性地出台了措施弥补政策漏洞,基层面临的种种困局正在逐步改善。但上述问题的出现,再一次向政府和公众提示了医改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

  具体到改革的操作层面,还是引用当初《健康报》报道中的结论。基层医改的成功,并不在于修建多少气派豪华的病房,配置多少先进的设备,落脚点应当是“人”:让治病的人有能力,才能让看病的人有所医。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首先要作出改变的是政府的决策者和行业的管理者,他们的视线必须从习惯于盯着GDP、增长率等物化指标,转变为关注人,关注这一体系的本质所在。

 

 

  从“末梢”推进医改深化

  □本报记者  刘平安□

  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是新一轮医改的核心。因此,很多医改措施都和提振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功能息息相关,而乡村医生是我国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的网底,处于整个服务体系的最底层,承担着大量和农民利益紧密关联的医改任务。保护这个群体参与医改的积极性,其意义不言而喻。

  2011年12月26日,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张家畔镇两位村医代表来到北京,到本报反映他们从事公共卫生服务却得不到应有补偿的遭遇和困境,希望记者前往实地调查。此前,该镇16名村医联名上书省政府,请求上级部门过问他们的补助经费去了哪里。

  在村医参与医改的具体业务中,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重头戏。从2011年起,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由每人每年15元提高至25元,各级财政投入资金总额将达到300多亿元。落实基本公卫项目,将使人民群众没有差别地普遍受益。卫生部、财政部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的使用作了明确规定,要求将近四成基本公卫任务交由村卫生室完成,并按照服务内容和数量给予补偿。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一些地方以各种理由克扣村医应得的这部分补偿,任务层层加码,补偿却不见踪影。

  送走两位村医后两天,记者便乘火车赶到靖边县。

  到达时天还没有亮,在火车站等待的村医把记者带到自家炕头上,搬出3年来从事公共卫生服务的账本资料,证实了他们所言非虚。随后,记者又采访了其他5个镇,了解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进展情况。记者调查发现,靖边县不仅这16名村医没有拿到过补助,全县25个乡镇的196名村医都没有拿到过。前后5天采访期间,记者还走访了临近的定边县、衡山县以及毗邻的宁夏部分地区,了解开展该项目的实际情况,发现唯有靖边县的情况比较突出。

  2012年2月8日,本报头版刊登报道《靖边村医干公卫三年被欠薪》,引起靖边县、陕西省及卫生部的高度关注。该报道促使陕西省及其他地方出台了加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管理的具体举措,有的公布了补助经费监督热线,有的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管理工作的通知,对推动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揭示社区卫生服务新困局

  □本报记者  刘平安□

  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形成大医院和社区两级诊疗体系,是医改中破解城市大医院人满为患的困境,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重要措施之一。然而,有些地方在改革中也遇到了不少问题。过于死板的管理办法束缚了基层医务人员的手脚,限制了他们主动开展业务的积极性,一些机构有重新回到大锅饭的倾向。一边是医务人员为了挣死工资“混”日子、应付差事,一边是群众的慢病管理、家庭病床、健康教育等需求得不到满足,医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值得关注。

  2012年3月、4月,不断有读者拨打本报新闻热线,反映他们所在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出现的新问题,包括政府投入不到位,收支两条线管理模式过于死板,人员工资屡屡被扣,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陷入停顿等。这种集中反映引起了本报新闻中心的重视,其中,来自成都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反映数据翔实,机构面临的困境格外严峻,新闻中心决定派记者赴成都实地采访。

  在成都,记者对实行两种管理办法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进行了对比。一种是青羊区还没有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一种是武侯区已经实行了收支两条线管理的机构,发现两者的机构运转情况、业务开展的幅度和深度、员工的精神面貌和干劲都截然不同。

  成都实地采访回来后,记者又请教了业内专家。专家提出,当前一些地方的改革措施是管得多,给得少;取得多,补得少。药品零差率销售、诊疗费下降,这些都是拿掉的收入,财政应该相应地拿出补偿来保障机构的运行。但很多地方改革措施推了,补偿却没有跟上。

  2012年5月4日,本报每周看点版刊发了记者采写的《成都武侯区玉林社区卫生中心饿趴下了》,稿件如实反映了成都市武侯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面临的困境,引起了行业内的关注。一位基层医生在网络跟帖中写到:希望政府和社会能听听基层工作人员的心声,做到工资拨款明细合理化。在不久前卫生部于上海市召开的全国社区卫生工作会上,中国社区卫生协会负责人邀请记者再次到成都采访,继续关注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

 

 

  让理论贴近医改实际

  □本报记者  时  骏  王乐民□

  以药补医有哪些弊端?终结以药补医,现在有哪些有利条件?终结以药补医的抓手应该是什么?编辑部经过认真分析和讨论后,策划了系列评论,“吹响向以药补医亮剑的号角”。

  2012年2月14日,《健康报》头版头条以本报评论员的形式刊出第一篇评论《取消以药补医  该亮剑了》,2月15日头版刊出第二篇评论《取消以药补医  我们要树立信心》,2月16日头版刊出第三篇评论《取消以药补医    攻坚应通盘考虑》。评论刊出后,收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卫生部相关领导在多个场合对编辑部的敏感性表示认可,认为《健康报》发挥了行业报引领舆论的作用,体现出《健康报》作为卫生行业大报的责任担当。

  《探讨与思考》专版不回避医改推进中的阻力、矛盾和问题,注重批判性、贴近性、针对性和建设性的融合,注重理论对应改革实践的拾遗补缺,注重理论与实践持续互动。

  声音多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朱恒鹏《走出破除以药补医更关键的一步》:真正破除以药补医,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同时继续挤压医院的卖药收益,最终消除药品返利和回扣,实现“以医养医”。

  清华大学医疗管理研究中心黄燕《告别以药补医激活“三大改革”》:取消以药补医所带来的正面影响将是多方面的,它是“激活剂”和“加速器”,将迅速激活并加速卫生制度改革、公立医院改革和政府改革这三大改革,使其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直至医改各项新制度趋于完善。

  江西省赣州市卫生监督所詹晓波《铲除以药补医 县域治而“天下治”》:古往今来我国都有“郡县治而天下治”的政治理念,在推进破除以药补医改革中,县域层面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不可低估。

  注重建设性和可操作性。詹晓波《凝聚社会合力 告别以药补医》:改革不可以“碎片化”,医患关系面临突破,自律中产生公信力,“倒逼”格局中面临机遇。

  章平《找准铲除以药补医的操作路径》:切掉“暗补”比取消“明补”更重要,综合提升医务人员福利待遇十分关键,“城市重点革新”比“农村包围城市”更紧迫。

 

 

  替中药材市场“刮骨疗伤”

  □本报记者  崔  芳□

  “中药材产业问题太多太复杂,牵扯面太广”,是采访中多数人的感叹。

  在种植基地和种植户的田间,记者亲眼看中药材种植有的成规模,有的散乱差;亲耳听中药材该不该“道地”的争论,药材质量如何因天时、地域、施肥、上药等而差别巨大;还看到药材交易市场内药材超范围经营、掺假使假、硫磺熏蒸、增重混劣等现象……“中药材市场病得不轻啊!”与记者同行的某专家忧虑重重。

  随着采访的深入,更多中药材市场怪现状浮出水面:品种退化、滥用农药、缺乏计划;监管松、国家相关规定自相矛盾、专业市场无所适从;药商为逐利囤积居奇,掺假售假;仓储、物流,无标准缺规范……从采访情况来看,中药产业的问题已经“沁”入产业链的每一环。

  这些问题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记者将问题抛给相关专家和行业组织负责人。于是,中药产业基础数据缺失、科研薄弱、相关政策法规不完善且多自相矛盾之处、体制机制、多头管理效率低下等问题在他们的分析下浮出水面。在综合现场调研、专家意见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记者进一步提出把中药材当药来管、管理体制设定应效率优先、制定质量标准要迎难而上、从源头建立质量追溯系统等“刮骨疗伤”的方案。从今年8月13日起,本报连续5天刊发中药材市场现状观察与思考系列报道,将采访到的现象、问题、分析、思考呈现给读者和主管部门。

  稿件见报后,多家网络媒体转载,业内专家向记者表达了对报道的肯定。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材市场专委会首次邀请本报记者参加全国20多家中药材市场负责人一年一度的年会。

  “在来开会的路上,大家讨论的焦点就是这次的报道。”该专委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大家都承认,报道中的现象,真实而且命中要害。”“虽然净化市场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合力,但我们已经决定从自己能做的环节先做起,比如行业自律、仓储和运输新技术推广等。”中药材市场专委会主任周雷向记者表示。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着手“亮剑”。一位国家药监局中层干部告诉记者,两部门已经开始制定完善中药材饮片、炮制等相关标准。

  “看了你们的报道,我都不敢吃中药了。”一位读者这样告诉记者。但对本报和记者而言,报道的最终目标是,通过让公众和政府知情,推动政策改进、解决问题,让大家放心吃中药。希望这一目标早日实现。

 

 

  为“老有所护”鼓与呼

  □本报记者  甘贝贝□ 

  中国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统计数字显示,2010年年底,我国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78亿,占总人口的13.3%;全国城乡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约3300万人,占老年总人口的19.0%。迅速增长的失能老人需要长期照护的问题日益突出。根据国际经验,长期照护保障制度是应对社会老龄化的重要国家战略之一,而这一制度目前在我国几乎还是空白。

  2011年年末,记者采访了时任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综合部主任杨东发(已故),写了题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势在必行》的内参。

  2012年2月,卫生部部长陈竺对这篇内参进行了批示:“我国老龄化程度已经很高,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尤为突出,再不考虑老年护理的保险制度和服务体系建设,将失去重要机会。其实这事如果做得好,也可能成为拉动内需,提升卫生服务业的重要抓手。”陈竺部长还委派卫生部医改办到全国老龄委进行调研,并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讨论。本报记者参与调研和讨论的全程,并采访了卫生部门、民政部门、医疗机构、养老机构、保险业专家、失能老人及家庭等。

  采访中,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的一番话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全体公民的老年期都可能面临三大风险:贫困、疾病、失能。对于贫困,我们有养老保险;对于疾病,我们有医疗保险;但是失能后的长期照护呢?”

  2012年3月,本报在一版推出了一组关于长期护理的报道:《“老有所护”难倒千万个家庭》、《青岛经验与他山之石》、《三个关键问题亟待解决》,分析了为什么现在要开始探索建立长期照护制度,介绍了我国“第一个吃螃蟹”的地区山东省青岛市的经验,从国家层面揭示了这项制度“千呼万唤出不来”的原因。

  本报还提出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应该惠及所有人”,“我国应当选择法定护理保险制度,把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作为强制保险,逐渐纳入整个社会保险体系,同时以商业长期护理保险为补充”,“要建立这项制度,必须要解决‘谁来管’、费用筹措、失能分级标准等问题”,“长期护理的社会保险应该在‘十二五’期间在北京、上海等有条件且老龄化程度比较突出的城市试点,在2020年前建立基本框架”等观点,希望推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建立。

  今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修订草案明确,国家逐步建立长期护理保障制度。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吴玉韶告诉记者,国家通过立法推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建立,使该制度离我们又近了一步。同时,政府、相关研究机构、社会也在逐步形成共识。

 

 

  持续关注患者权益

  □本报记者  李天舒□

  今年年初,晚期肿瘤患者秦金培在生命的最后两个月里,在上海辗转5家医院,或住不上院,或很快被要求出院。绝望的家人不得已向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求救,并将求救信通过发至微博。

  《健康报》很快对秦金培事件给予关注,同时,更关注和他有同样境遇的其他患者,并试图深究原因:为什么这些晚期肿瘤患者住院遭到拒绝?记者采访了肿瘤患者、医院负责人、医保管理者、肿瘤科医生等,不仅关注肿瘤治疗领域突出的优质医疗资源“僧多粥少”的表象,更关注医保部门和医院之间的政策博弈对患者权益的损害。

  《每周看点》专版推出的《晚期癌症患者住院难罪魁是制度》和《从“唐僧肉”到“不受欢迎”》两篇报道,被人民网等媒体广泛转载。

  秦金培事件发生后,即引来肿瘤报道每年的固定“动作”:4月中旬的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

  肿瘤防治领域的新闻话题非常多,不乏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比如肿瘤药物、医保政策、医疗救治、器官移植等,任何一点都是一个“富矿”。本报新闻中心梳理了近几年的新闻热点,选择了两个热点、两个冷点。热点是肿瘤患者临床药物的选择和肿瘤治疗康复话题。冷点是临终关怀和临床心理干预。

  医保制度像一堵墙,将许多昂贵肿瘤化疗药物挡在门外,其原因在于医保目录更新滞后于新药研发速度。新药研发主要由国外药企垄断,这种情况使患者面临困境:要么背负沉重经济负担,要么冒风险选择购买国外仿制药。当前医患信任危机,医生向患者推荐肿瘤药物也面临选择的两难,《健康报》从这两个角度切入,推出了《肿瘤药物治疗面临选择困境》和《“西游”购药的无奈》两篇报道。

  现在是信息泛滥的时代,肿瘤康复、诊疗的信息林林总总,但由于医学信息不对称和患者缺乏信息判断能力,患者容易被江湖游医和小广告忽悠,上当受骗。记者进行了调查,在《癌症诊疗康复信息雾里看花》报道中提出,肿瘤科普中权威声音不可或缺。 

  晚期肿瘤患者临终关怀,在当前复杂的医疗体制下受到漠视,原因非常复杂:一些医疗管理人员对晚期肿瘤患者所需要的医疗服务不了解、医保政策没有考虑特定患者群的需求有关,更重要的是,缺少提供临床关怀的专业医疗机构和医疗服务网络。记者经过深入调查,写出《晚期癌症患者哪里寻找归宿》。另外,在知情同意和告知义务得以贯彻的今天,如何帮助肿瘤患者渡过心理难关?如何建立临床心理支持体系?记者在采访中也捕捉到一个“冷”话题:《空白的死亡教育》。相关报道引起关注,被不少知名网站转载。近年来,肿瘤发病率越来越高,而肿瘤治疗领域的医学技术进步也日新月异。《健康报》在肿瘤话题策划中,“冷”、“热”兼顾,在报道采写中努力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人心。

 

 

  让医患携起手来

  □本报记者  张  蕊□

  医院里分科越来越细,得了病该找谁看?治疗疑难杂症哪里有高手?面对公众在看病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健康报》围绕“为患者寻医、治病牵线搭桥”这一宗旨,尽力帮助患者解决实际问题。

  例如高血压,国际最新研究证实,服用3种以上降压药血压仍不能达标者,应该考虑介入治疗。但是有10%~30%的顽固性高血压患者,因降压不达标,不断加药、加量,甚至服用5种以上的降压药。最新观点认为,这种做法可能弊大于利。我们及时向患者介绍了肾脏交感神经射频消融术治疗高血压,并将目前国内已可以开展这种手术的医院作了一一介绍。

  又如手脚麻木,因引起的原因很多,要根据麻木的部位和症状差别到不同科室诊治。单侧肢体麻木可能是脑卒中先兆,要看神经内科;单手麻木需警惕颈椎病,可到骨科和康复科就诊;屈腕时手指麻木加剧可能是腕管综合征,要看骨科或康复科;单腿麻木警惕腰椎疾病,可到骨科或脊柱外科就诊;对称性麻木应防糖尿病病变,要尽早看内分泌科。

  《寻医问药》还告诉读者,有一些疾病虽然很多医院和医生都可以诊治,但如果到专病门诊去看,可以得到一站式的综合诊治,患者可以少跑路、少花冤枉钱,同时可以得到更专业的治疗。例如,头痛、肾病、房颤、行为医学、更年期、痉挛、儿童过敏等专病门诊。

  看完病就是吃药了,然而有多少患者会正确服药用药呢?

  《寻医问药》告诉患者首先要会看药品说明书,其次吃药要有一定的方式和方法。第三,不同人群服药也有讲究。如老人用药要避免重复,忌药量过大种类过多,忌偏听偏信。第四,特殊药有特殊用法。硝酸甘油是一种急救药,但究竟应该何时用、怎样用,多数人并不清楚。特别是歼-15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广州马拉松比赛选手等突发心源性猝死事件发生后,让人们再次关注硝酸甘油,有些人甚至认为应该随身携带,只要一心痛就先吃片硝酸甘油,以防意外发生。但是,专家告诉我们,心痛就用硝酸甘油不妥。

 

 

  让职业精神烛照医学

  □本报记者  孟小捷  余运西  肖  薇□ 

  在当前的医疗大环境下,面对职业信念与个人利益、市场取向、社会舆论、伦理法律的诸多碰撞与冲击,医疗界该如何坚守职业的伦理底线?

  2012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要求卫生系统集中全行业智慧,提出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医疗卫生职业精神,以进一步强化医药卫生工作队伍的理想信念、行业共识和情感认同。本报《人文视线》版开辟了“呼唤医学职业精神,探讨核心价值观”专栏,在醒目位置连续推出了一系列重头报道,如《付出爱,才有爱的回报》(3月2日)、《让伦理精神为医师职业护航》(3月9日)、《做好医生,首先要做好人》(3月16日)、《用文化的力量托举医学职业精神》(4月27日)、《别让关爱病人成为“口头”文化》(6月1日)、《利益冲突下,如何守护职业尊严》(11月2日)等。这些报道结合临床医生的真实体验和人文学者的精辟分析,试图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剖析职业精神的核心内涵,寻找职业价值回归的突破口。报道刊出后,行业内反响热烈,不少读者给编辑部打电话表达他们对职业精神的思考。

  为了更深入地阐述医学职业精神的核心价值,3月23日《人文讲坛》版整版刊发历史学者撰写的《病人话语权消失的历史审视》一文,旨在向公众传递这样的信息:如何既尊重医学的进步,又能发挥病人在医疗过程中与医生的互动作用;重现“病人的声音”,是医师在行医中值得深思的重要课题。6月15日,著名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教授做客《人文讲坛》版,他结合自己40多年的从医经历,就“理解医学,当合格的医生”话题进行演讲,他的《让患者和社会获益,才是医生的价值所在》一文推出后引发读者热烈共鸣。

  有人说,职业精神就是医生职业生活的“镜”与“灯”。为了充分调动医疗卫生工作者参与职业精神大讨论的积极性,从4月开始,《人文视线》版历时4个月,在版面上开展了医疗卫生职业精神主题有奖征文活动,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积极回应。至截稿前,编辑部收到来稿近300篇。

  医师职业精神不是空中楼阁,它最终要融入严峻的现实,通过广大医师的职业生活展现出来。2012,《人文视线》的目光聚焦了3个“冷门”医生群体:始终将患者安危系于一身的麻醉科医师(5月4日《只有小手术,没有小麻醉》);在混乱的精神世界维持秩序的精神科医师(10月12日《铁门里的医学梦》);与孤独、压力、标本为伴的病理科医师(11月9日《与孤独共舞的幕后英雄》)。故事中的他们,虽身处逆境,但始终不改从医的初衷,在默默的坚守中,他们收获的是职业的尊严和愉悦。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为了给新时期医师职业精神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2012年,本报《往事》版整版推出《中华医学会视角:民国时期医师职业精神追溯》(12月21日)一文。借助大量丰富的史料,总结出民国时期医师职业精神建设中所体现出的“团结同仁、行业自律、不断学习、勇于担当、维护公正”的五大精神特点。历史的经验昭示我们,医师职业精神体现的是医学行业作为一个整体对患者的承诺,这份承诺神圣而庄重。

 

 

  给记忆留温润的暖意

  □本报记者  李阳和  余运西□

  2012年,本报在典型人物报道方面作出新探索,力求从平凡中提取闪光点,让人物的呈现更加生动、平易近人。对于医学专家的报道,不仅关注技术,更看重技术中的人情味。11月28日刊发的描写河南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程兆云的通讯《一术一式总关情》,展现了一位医学专家为帮患者找到既有利于治疗又经济的诊疗方法,宁愿自己多费点事,通过一针一线的选择帮患者省钱的事迹。

  我们还注重对于“身边的榜样”的报道。4月5日一版头条《“都跟患者说好了,我不能失约”》讲了一个小故事:母亲突然辞世,但已与病人有约,北京同仁医院放射科主任医师梁熙虹近乎本能地作出了一名医生的选择,不能误了病人的治疗,不能与患者失约。浙江医生欧阳栋竞聘到新疆阿克苏地区第一人民医院任副院长,举家迁至新疆的新闻披露后,10月19日,《人物·视界》版推出人物对话《欧阳栋:是热情的新疆人民留下了我》一文,详解欧阳栋的心路历程。

  2012年,本报《人物》版和《人物·视界》版聚焦了丰富多彩的56位人物。《人物》版今年策划推出了各学科分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的系列人物报道,如糖尿病专家钱荣立、病理科专家吴秉铨、麻醉科专家刘俊杰等。这些报道不仅客观再现了人物取得的专业成就、奋斗历程,更注重挖掘人物成功背后独特的精神特质。8月24日见报的《钱荣立:为了糖尿病的事,我不觉得辛苦》一文,讲述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钱荣立教授,为开创、推动我国糖尿病防治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他提出的重症糖尿病治疗方法曾让成千上万的患者转危为安;他创办了第一本糖尿病专业的国家级核心期刊;他编写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国家糖尿病防治指南。如今已八旬高龄的他,仍一如往昔地做研究、建学会、办杂志,哪怕需要克服千辛万苦也在所不辞。

  5月11日见报的《文昭明:一辈子与病人做朋友》一文,报道了我国著名变态反应学家、北京协和医院文昭明教授医者大爱的故事。她“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负得起责任,担得起使命”,让人印象深刻。2012年,《人物》版还把目光首次投向中国医学史这一冷门领域的两位大家——医史专家程之范、傅维康。通过讲述他们的人生故事,新中国医学史发展的脉络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在主推医学大家的同时,2012年,《人物》版也特别关注了行业里那些锐气十足的医界领军人物,如3月16日报道的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院长徐韬,他的“海归”身份和几次“跨越”经历颇引人瞩目。

  2012年,除了临床医护人员外,本报《人物·视界》版还关注了来自香港的医院管理学者庄一强(《为内地医改开方的香港人》)、电视养生科普“红人”于康(《浅显讲科普,一点也不跌份儿》)、坚守岗位25年的入殓师崔桂武(《让逝者走好人生最后一程》)等。

  这些人物,成为2012年我们留给读者的一份美好而温暖的回忆。

 

 

  请医生们踊跃发声

  □本报记者  吴卫红  郑颍璠  王建影□

  医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医学技术创新层出不穷。有责任感的医生勇敢发声,有创新精神的医生勤奋耕耘,有牺牲精神的医生甘愿奉献……2012年,本报关注了医生的关注,传递了医生的心声,展示了医生的杰作。

  医生纷纷加入微博大军,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医生于莺,短短几个月拥有40多万粉丝,成为“微博达人”和报纸、电视上的明星。在医务界,同行们对这种现象却褒贬不一。1月9日,《医学论坛》专版推出《医生开微博 争议中前行》。文中透露,支持者认为于莺为“医患关系带来温暖的春风”,批评者则认为她的某些微博“破坏了严肃的医疗气氛”;但大家一致认可微博是一个很好的医患交流平台,要善于为我所用。

  国家每年培养约60万名医学生,只有约10万人能穿上“白大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难留人才。在9月3日《医学论坛》刊发的《中国医生应“量少质优”吗》一文中,医生们给出的答案是:基层也需要精英式教育,但鉴于基层人才奇缺的现状,应提倡“量大质优”的基层人才培养模式。

  医生们最清楚自己需要什么,把“话筒”交给医生,我们只是默默做好传递声音的幕后服务。

  中国的医生难当,他们心中有很多委屈。最大的委屈之一是技术劳务价值太低,这从很多不合理的医疗服务定价中已真实反映出来。《医学论坛》请医生用最准确的数字告诉你“医生价值究竟有多低”——针灸5次45元,阑尾手术费300元,精神科专家看一次门诊4.5元,还有很多服务是免费的(10月8日)。

  取得一项创新成果不容易,好不容易搞出的成果却进不了临床、无法应用和推广,更让人揪心。《新技术进临床瓶颈在哪》,中国工程院院士程京结合自身遭遇,代表很多临床科研工作者道出了心中的委屈:僵化、刻板的管理机制阻碍了创新技术推广,大家身心俱疲(8月13日)。

  既要下临床又要做科研,医生难当。我们搭建平台,请医生说出自己的委屈和困难。

  抗生素滥用一直为业内所诟病,但如果患者白细胞已明显升高,此时理所当然应该使用抗生素。然而,这被临床医生墨守的定律,实际上早已过时。在今年《医学论坛》的“基层课堂”栏目中,我们就刊发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感染科谢青等医生撰写的文章,文中明确指出,白细胞升高不是使用抗生素的指征。该文为临床医生尤其是基层医生合理应用抗生素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益的参照。

  同样是在今年,针对“儿童白血病治疗,骨髓移植基本被否定”这一说法,我们又刊登了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黄晓军教授的文章——《儿童白血病,化疗能取代骨髓移植吗》,以正视听(8月28日见报)。

  我们力争成为医生们的良师益友,更愿意为他们的成长搭建一个科学、负责任的学习平台。

 

 

  播撒健康素养的种子

  □本报记者  林  洵□

  “提高公众的健康素养”,这是健康科普工作者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可是各地进行的公众健康素养调查结果总是不容乐观。民间养生乱象更是折射了人们渴望获得有益的健康知识,却常常被伪专家和谋取商业利益者钻空子的严重问题。《知识与健康》专版一如既往将关注焦点锁定健康热点问题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通过专家之笔,将健康的理念、科学的观点、权威的声音传递给大众。

  不久前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012年最受公众关注的十大问题,食品安全居首位。食品安全也是《知识与健康》2012年关注的重点。

  与奶和奶制品有关的营养安全问题始终是人们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今年年初有媒体报道,一个婴儿脑发育不全,疑似母乳喂养的错。针对人们的疑惑,本报请专家出面摆事实、讲道理,从母乳的营养说到婴幼儿的需求,最终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母乳是婴儿最好的食品,母乳喂养与脑瘫绝无关系(2月15日《脑瘫绝不是母乳喂养的错》)。年中,国内连续两次曝光了奶粉中存在有害物的问题,一是伊利奶粉被查出汞含量超标,二是洋奶粉被检出香兰素。《知识与健康》请营养学专家撰文解释奶粉中为什么会出现汞,吃过问题奶粉的孩子应该怎么办,香兰素是一种什么物质对人体有哪些危害等人们关心的问题(7月2日《冷静看待奶粉中汞异常》、7月18日《奶粉含香兰素有何危害》)。

  2012年6月,就在“神九”飞船正在太空翱翔的时候,《知识与健康》编辑来到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请专家为读者揭开了“神九”背后的航天医学秘密。航天员医监医保研究室的专家详细解答了严格的航天员医学选拔过程,航天员都有哪些特殊的选拔项目,成为航天员后如何保证他们的身体状况符合任务的要求(6月18日《“神九”背后的航天医学揭秘》)。

  伦敦奥运会是2012年的又一件大事。《知识与健康》请运动医学专家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人具有运动员的潜能,为什么不同的人种在体育比赛的各个项目上各有短长等;请运动营养学专家解读奥运健儿在平时和比赛前后都吃什么、怎么吃,为什么耐力项目的运动员应该多吃含铁的食物;对于想进行健身锻炼的普通读者,也提示大家,普通人和专业运动员有着很大的区别,日常的锻炼和运动别拿运动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人体十分奇妙,疾病错综复杂,医学手段多种多样。作为《知识与健康》专版的一个特色栏目,“生命科学的十万个为什么”今年推出了众多选题,对于人们关心的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表现等,请专家给出答案。

  例如,人老了,为什么脸就变得皱皱巴巴?因为人老了,皮下脂肪减少了,就会像丢失了水分的葡萄一样,变得皱巴。

  人蹲久了再站立为什么腿会麻?这是因为血管长时间受压后,组织重新得到血液灌注后所引起的损伤反应,而不是神经受压带来的问题。

  为什么久饿饱食人会“撑死”?原来久饿之后饱食会让血糖升高,胰岛素分泌,血钾下降,导致心脏骤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