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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什么拖了“中国创造”后腿

2013年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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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打印技术、全球制造业重新布局……在刚刚过去的全国两会和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第三次工业革命”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虽然人们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和趋势还有诸多争议,但提高创新能力、迎接新科技革命的挑战,已成为共识。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程京日前向本报记者讲述了他归国10余年来创办、经营一家高新科技企业的经历。提高创新能力,要从哪些方面更多发力,或许能从他的讲述中得到一些启示。

  低效审批拖死创新产品

  拥有170余项国内外专利授权、累计近10亿元销售额,被评为“中国第一家进入世界水平的生物技术公司”,却差点闷死在审批机制之下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程京是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的创办人。因为物价审批、医保审核等层层关卡,程京带领团队研发的产品曾被绝缘于市场之外,巨额的研发投入无法换来经济回报。他说,“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公司走到穷途末路了。”

  虽然在当时北京市的相关领导以及7个部门的协调下,程京的公司得以挽回颓势,但这并不能让他高兴起来。“连我的公司都尚且如此,全国医疗行业的其他创新创业公司的发展难度可想而知。”

  技术创新,被不少人视为中国不再旁落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力量。但是,在国内经营高新技术企业已有10余载的程京,却深深感到政策才是工业革命的“右腿”,足以决定成功与否。

  “有时,我们并不需要政府部门多做什么,只是希望他们做减法。” “如果在很多地方管得很死,创造力如何释放出来!”百度总裁李彦宏在全国两会期间的一番呼吁,引起了程京的共鸣。

  回国创业10多年来,程京感受最深的不是突飞猛进的生物制药工艺,而是繁复的政府审批手续。

  “一个创新产品的审批效率极其低下。完成这些审批,如果顺利的话可能需要一两年,慢的话可能就要三五年。”程京的公司2009年报批的一项产品,现在还杳无音信。

  “谁有钱烧这么久,谁有耐心等这么久?”程京介绍说,潜心研发的产品往往在最具竞争力的市场窗口期,被雪藏在繁冗的报批文件中——与此同时,许多国外类似产品得以轻松进入、抢占市场,扼杀了“中国创造”的生命线。

  这样的现实,程京经历过,也愤愤不平:从产品到商品,这是工业革命的关键一役,“如果政策在这个环节失灵,甚至成为拖累,那么不管前期的投入有多大,都意味着付之东流。”

  从“产”入“商”的断裂带,正是程京所担忧的中国科技创新的阿喀琉斯之踵。“我们是世界专利申请的第一大国,但是有谁问过转化率有多少、应用率有多少?靠着这些藏在高阁里、写在纸面上的创新成果,新的科技革命只能离我们越来越远。”

  管理“不专业”侵蚀创新根柢

  身为院士,却不得不奔波于宴席之间,希望在觥筹交错中换来批准许可。他说,这个时候只能把尊严搁在一边

  新的科技革命不仅是对创新能力的洗礼,也是对施政水平的考验。“政策只有在懂它的人手中,才会发挥作用”,程京说,他能察觉到一些官员的“能力恐慌”。

  “许多领域都非常前沿,而官员的知识就捉襟见肘了。”因为不懂,不少官员宁可选择搁置,以避免“犯错误”。“比如生物芯片的相关技术,有些能受理,有些就只能一直拖着。”

  而在美国工业界的3年经历,带给程京截然不同的体验。“我在美国申请专利的时候,专利律师并不仅仅是把申报材料转化成法律格式。他们中的许多人拥有博士学位,有过科研经历,或者做过专利局审查官。”如此专业的人才,甚至会进一步参与产品的研发。

  “我们经常担忧原油、天然气过度进口,担心能源命脉受制于人。但当电子工业、生物医药工业的关键零部件、原材料几乎全部依靠进口时,工业革命的基础在哪里?”

  程京坦言,中国发展的新兴产业中,有许多关键原材料不能自给,成为工业革命的一大短板。主管部门往往关注速度、关注产出、关注对GDP的贡献,都是最后的环节。

  “谁去关注最开始的环节?”面对原材料工业研发在顶层设计的弱势地位,程京很无奈,“对于工业的理解,不能如此片面”。

  这种“不专业”甚至还践踏了科研工作者应有的尊严。

  “别看我在清华大学当教授,很风光。但是一换到企业领导的身份,就只能把脸面搁在一边,低三下四去求政府官员高抬贵手。”程京说,他很多时候需要亲自在酒桌上应酬。在这位工程院院士、清华教授的背后,有着一番不为人知的酸楚。

  政策“不畅通”吓退创业人才

  创新不仅需要开辟入口,更要规划出口;不仅吸引人才,更要留住人才。有进无出的制度困境,会让招来的人才再度流失

  “用5—10年时间引进2000名左右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来华)创新创业。”这是《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列举的目标。从千人计划到长江学者,从国家战略到地方引才,在人才的竞争中,中国使出全力。

  但是,像程京这样的“老海归”,面临的往往是“出口”问题,也就是找到用武之地,找到施展空间。“如果发现没有门没有路,那么想进来的人就会望而却步,已在其中的人也会抽身离开。”在程京看来,人才是革命的要素,信心是留人的关键,而政策是信心的来源。

  “在生物领域最顶级的杂志中,每期至少有1/3的文章署名中有华人。”但当追问这些华人在哪贡献、为谁服务时,答案往往令人失望。“我读到一个数据,在医药与生命科学行业,全球44%的CEO认为应该在中国加大研发投入或建立研发中心。如果政策依然未能打通出口,恐怕会有更多人才转而去为他人服务。”

  如何破局,程京有着自己的思考。在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挂职期间,他曾被咨询一个问题:如何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做大?

  程京的回答很简单:一是退税,一是政府采购。“退税应该退给创业者,让他们的日子好过一些,帮助他们挨过创业期,以免半途而废。”

  而政府采购,则是程京认为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商品化、实现盈利的便捷通道。“每家高新技术企业都有若干产品,如果政府有针对性地进行采购,几个亿、十几个亿的销售额都并不见得是难事。”博奥的耳聋基因芯片,就因为有北京市的政府采购,而实现了亿元的销售量。

  在程京看来,第三次工业革命早已开始。“这次中国有着最好的历史机遇,不应再错过。”程京说。
  

    来源:人民日报      日期:2013年4月2日      记者:杨旭